《悲惨世界》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历史，尽管小说人物众多，性格各异，千差万别，雨果却使得人物命运与巴黎密切相关。巴黎，是芳汀爱情梦破碎的地方；是冉阿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是珂赛特收获幸福的地方；是马吕斯成长的地方；是沙威自我意识觉醒的地方。巴黎，成为联系人物命运与情节的重要纽带。
“在谈论一个城市时，通常是谈论它的外观特征，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或者是与其他城市相比的不同之处。如果描写一个城市，也不外乎是她的外观设计和内部结构。由此我们可以说，对城市的书写，要涉及的就是她的内部与外部形象，也就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个主要部分。对《悲惨世界》中的巴黎形象，也可以按此标准进行划分。
理想的首都
现代城市起源于欧洲，对于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来说，城市建设在19世纪已经基本成型，并且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巴黎也是其中之一。雨果发现了城市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他的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都以巴黎这座城市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记录了发生在其中的广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悲惨世界》中的巴黎见证了巴黎人的等级差异、政治斗争以及人们的具体生活。雨果在书中认为：“巴黎，这个模范城市，一切有水平的首都的典范，每个民族都试图仿效他，这个理想的首都，是雄伟的策源地。”巴黎的生活环境恰恰可以反映出城市人的百态人生。在《悲惨世界》中，巴黎并不是一个单向性的东西，而是有着多重意义和作用的复合体，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出得是不同的方面。
自然之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把与人的劳动相联系，被人改造过的自然称为是“人化的自然”。彼时的巴黎，正经历着大改造的历史时刻，我们姑且可以把此时的自然当成是已经“人化了”的自然，讨论的是巴黎城中的自然部分，这种自然的形态也就表示为与人相关的一种生存与生长环境。
雨果对巴黎进行了详细铺陈，他讲述的是具体人物在巴黎的成长故事，这当然离不开对巴黎具体的地理空间和自然条件的介绍。自然界的事物，在雨果笔下通常会被赋予新的生命力，雨果擅写大海、森林等广袤的意象，在《悲惨世界》中，以森林意象居多。冉阿让与珂赛特的初次相遇就是在黑暗的森林之中。对珂赛特来说，森林就是“鬼宫”，她处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感受到的是无可言喻的恐惧。而从森林中走出的冉阿让，却像个带着光明的天使。他的出现驱散了孩子的恐惧，甚至让她感觉到了“希望和欢乐”。冉阿让带着珂赛特返回巴黎时，也是在丛林中穿过，丛林稀疏的倒影将他们隐藏，直至送往光明。森林是他们的屏障。
在德纳第计划抢劫冉阿让的晚上，小说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惊愕的描写：“刚才在这条街上发生的事，如果发生在森林中，森林绝不会吃惊。那些大树，那些丛林，那些灌木，那些相互纠结的树枝，幽暗的草丛，形成一个幽晖的环境。看不见的东西在浓密无垠的蠕蠕攒动中飞掠穿行。在人之下者那里透过一层迷雾，看到了人之上者。”在森林中发生的状况似乎是现实生活中大众的生活原型，这段描写体现了雨果对自然与人的特有的体验。自然见证着巴黎城中的故事。小说也注定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发展的，巴黎的黄昏在小说中经常被提及，冉阿让就是在黄昏下生存的一个人物形象。入夜的森林，黄昏下的公园，夜晚阴森的坟场，冉阿让活动的场所在自然环境的衬托下，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力量，使得巴黎人民悲苦的生活环境得以很好的展现。
雨果认为：城市，一如森林，是凶残势力的藏身处。不同的是藏在森林中的凶残势力是竞争中的强者，是光明面，而藏在城市中的凶残势力，则是兽性之人，是城市的阴暗之处。森林就这样以其超自然的力量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使自然界成为人类活动的倒影。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着自然，与此同时，也许大自然也借助着人的力量，对人类的城市行使着基本的权力。以德纳第为首的“四人帮”就是潜在这个城市的兽性之人。在他们眼中，黑夜是其为恶的屏障，他们在夜色的保护下为非作歹。雨果认为他们是巴黎城中“作恶的章鱼”。章鱼是雨果最为厌恶的动物，认为它是只能在噩梦中出现的怪物，是海洋中可怕势力的代表，也是自然界中可怕力量的代表。以章鱼来比喻“四人帮”，既表现出了作者对人物的厌恶，也表现出不同的自然景观对人物形象的比喻。雨果对不同的人物形象给予不同的自然景象，通过这种自然景观的描绘，作者从多个侧面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迷宫之城
建筑、街道、阴渠、公园等是雨果塑造巴黎的核心舞台。冉阿让的人生与建筑物、街道密切相关，珂赛特的生活与花园、公寓紧密关联。诸如此类，城市的建筑景观与小说的主要情节的发展一脉相承，理解这些要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巴黎，否则巴黎将黯淡无光。巴黎的街道与地下城，将巴黎塑造成一座迷宫之城，整个巴黎就是借由这些迷一样的街道渐渐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街道是巴黎形象的主要观赏地，人们的社会活动要通过街道作为一种传递。芳汀的命运、冉阿让的逃亡、珂赛特的幸福、马吕斯的成长等一切活动都是在街道上发生的。林奇说：“人们习惯于去了解道路的起点与终点，想知道它从哪里来，并通向哪里。起点和终点都清晰而且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可以将一个城市连结成一个整体，使观察者无论何时经过都能清楚自己的方位。
道路具有方向性，首先是因为行走在街道之上的人需要有明确的方向感，或者说，是行走之人本来就在选择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冉阿让在躲避沙威的追踪时，就是不断地处于选择之中，在哪个路口转弯，在哪处阴影中躲避，这样的选择都会决定冉阿让将会面临的命运。“他到达一个岔路口。街道在这里分作两条，一条斜向左边，一条向右。呈现在冉阿让面前的仿佛是个Y字的两股叉。选那股好呢？他毫不踌躇，向右走。”这个选择确保了他和珂赛特的暂时安全，最终可以绝地逢生，藏身在小比克布斯修院之中。冉阿让为救马吕斯躲进下水道时，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地下水管线。“他走了五十步就不得不停下来，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条巷道通到另一条横管道。两条路在前面出现了。选择哪一条呢？他向左还是右？在漆黑的迷宫中如何定向呢？”面对这样的困境，冉阿让心中快速做出了选择，“向右走”。这次的选择帮助他从黑暗的地下管道中到达塞纳河边，最终摆脱困境。正是街道的这种可供选择性，在塑造主人公的精神方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街道在冉阿让的生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冉阿让来说，白天的街道就是莫大的威胁，所以他经常只是天黑后才出门，带着珂赛特在小路上散步，这时的街道才能让他感到短暂的安宁。街道于他，是威胁与保护的结合体。
街道是巴黎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畅通程度直接关系到巴黎的形象，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格局。雨果在描写贫民窟时侧重写街道的狭窄肮脏，用以衬托环境的恶劣，进而展现当时的巴黎生活环境与市民状态。在描绘修院的形态时，细致准确的记录每条街道的名称，用以客观反映历史，增强小说的可信性。巴黎的街道在雨果笔下经常呈现出字母的状态：岔路口的Y字型街道，平坦大路的H型通向，街道曲折的N型轮回，两条街口的A型交叉都形象地表现出街道的方向性。正是这种方向性，可以使一个城市的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是街道在小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雨果说：“巴黎在他的下面有另一个巴黎，阴沟的巴黎。”巴黎的地下世界也算是巴黎的特有景观。在《悲惨世界》的第五部第二卷《利维坦的肚肠》中，雨果认为巴黎是被揭盖子一样地打开，在地下藏着另一个盘枝错节的迷宫般的巴黎；进而回顾历史，19世纪初的阴渠，是一切污秽之物和罪恶的温床，是一切“排泄物和铤而走险者的汇合处。”这种汇集导致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下水道的淤塞导致阴渠泛滥，污水倒灌，雨果认为“污物倒流到城市的喉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显见当时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恶劣的卫生状况，巴黎接连遭受霍乱袭击。塞纳河污染越发严重，城市处境维艰。勃吕纳梭请示视察巴黎下水道，继而对其进行勘察改造。年奥斯曼出任巴黎的城市执政官，随即开始重造巴黎。巴黎大改造的进行，使得下水道的面目也随之改变。“今天的阴渠清洁、凉爽、笔直而又端正，它几乎实现了英国称之为的体面的那种理想的阴渠。”这是雨果对巴黎大改造唯一肯定的方面。
对于冉阿让来说，阴渠是让他“活命的坟墓”，可以帮助他暂时脱离陷阱。但是另一种危险也慢慢显现：彼时的阴渠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宽敞，而是“到处是陷阱和有腐烂气息的地窖”，冉阿让背负着马吕斯将受到更严峻的考验。阴渠的线路反映了街道的线路，当时的巴黎有两千多条街道，有着重重叠叠的管道系统，这给冉阿让的行走带了了巨大的困难。他需要辨识每个转角的宽度，以便能够保证两人顺利通过，他们就这样探索着在地下城的黑暗中前行，几次惊险之后，终于到达了塞纳河口。雨果是用巴黎的街道名称详细区分了与之相应的地下管线，仿佛是于空中俯视，对每条线路的形状了然于胸，呈现出完整的巴黎地下建筑层。冉阿让与马吕斯都是这个地下巴黎的偶然闯入者，与之相应的，是活动于地下层的“常住居民”。
“在社会建筑的下面，有着形形色色的挖掘工程，犹如一栋破烂房屋下错综复杂的奇迹。”在巴黎的庞大的下水道系统之下，还有着“第三地下层”。这是一片漆黑的阴沟，代表着巴黎的黑暗面。而活动在这一层的地下者，则每天盘算着如何去“经营巴黎”。这个“四人黑帮”统治着巴黎的第三地下层，这是在“人类社会的地道里作恶的怪章鱼”。正是这些人，日后和德纳第一起，试图抢夺冉阿让，却终没有得逞。他们就像是被污染的水流，在地下一点点的侵蚀着古老的城市建筑的地基，侵害着巴黎的利益。地下建筑是巴黎特有的景观，小说中的相关描绘为我们提供了19世纪巴黎地下城的真实景象，丰富了巴黎的整体形象。
建筑之城
《悲惨世界》中的巴黎颇具建筑艺术，它所展现的每一个景观都有其背后的故事，从戈尔博老屋到小比克布斯修道院，从花园洋房到街头寓所，书中的建筑物并没有奇特的外观，但却有着独特的感染力，成为诠释巴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帮助巴黎成为一座艺术之城。
布罗代尔曾说：“巴黎是非常专门化的，即巴黎的空间存在着等级化的倾向。”马吕斯居住的戈尔博老屋就是巴黎下等人居住的地方，肮脏、破烂。一条窄巷连接着这栋让人压抑的建筑：没有壁炉的破烂屋子、“敷在窄木条和小梁上的薄薄的一层石灰做的墙”、陈旧的石灰地面、满结蛛网的天窗。总之，这是一栋毫无生气的居所。在赛尔凡多尼街，吉诺曼先生的住所却是带花园的洋房，有上流社会交际的宴会厅，有雕花的窗棂，以及很多的贵重器具。同样是生活在巴黎，雨果注意到了穷人与富人的居住环境的差异，进而在建筑物的形态上加以区分，通过外部构造的描写，展现出不同的建筑艺术。从而可以清晰的参见到巴黎内部社会的等级化的差别。
首先，窗，作为小说叙事角度之一，它与每个重要人物的命运都相关联，并具有一定的含义。为了突出卞福汝主教的节俭，主教的窗门上“有一条古老的粗毛呢窗帷，已经破旧不堪”；小说中回忆冉阿让的苦役生活，因为有人告知他外甥的情况，他脑中“像是有一扇窗忽然打开了”，让他可以知道他关心的亲人的情况。冉阿让是在迪涅的居民从窗中以不安的心情进行窥望中出场的，也是在一个个窗口被拒绝以致绝望的。他偷了主教的银器后从窗子逃走，越狱后又是通过窗子回家；芳汀只能借助天窗的光生活，珂赛特借助窗板缝里的一线烛光来安慰自己。诸如此类，窗，成为小说中出现的较多的一个字。通过窗，人物表达了心声。而隐藏在大多数窗子背后的，是贫困与潦倒。在雨果看来，贫困是造成人生凄苦的主要原因。在《悲惨世界》的序言中，他明确写道：“贫穷使男子潦倒……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愚昧和困苦，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冉阿让为了几个饥饿的外甥，打破一扇窗子，偷了一片面包，就从一个修剪树枝的工人变成苦役犯。正是由于贫穷才有了悲惨的经历。
就是具备这两种特质的一种建筑。从组织和教育人的方式着眼，修院在“十世纪是好的，在十五世纪开始有了问题，到十九世纪却已开始令人厌恶。”19世纪的修道院已经成了“各种恐怖的集中点”，苦修习气再度盛行，使得禁锢在修院土牢或地下室中的灵魂越来越多。在永敬会伯尔纳女修院，修女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修女在铁栅栏的后面，居住在黑暗之中，为了极小的事情，修女们就行严厉的补赎礼。只有院长一个人可以与外界交谈，其余的人接见最亲的家人的机会都很少。即使在会客时，也必须面蒙黑纱，藏在铁板的后面，寓意是与凡世相隔绝。这是修院禁锢人心的表现。从外观上看，雨果对收留冉阿让藏身的小比克布斯圣安东尼修院外部形态进行细致描述。在“人心背后是石头”一节，雨果从全知全能的角度俯瞰修院，将那里的一切景象都尽收眼底。从四边型的修院结构到院落的每处建筑都做了详细介绍。构成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这种建筑形态又与巴黎的宗教历史相关，成为巴黎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门，作为保护的象征，也是建筑物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与人产生联系，最初就是源于建筑的实用功能。《悲惨世界》中的门形态各异，既有主教家只有活闩的门，有修院永远紧闭的大门，有吉诺曼先生“天不黑，不见客”的贵族之门，也有小伽弗洛什的“小模型”避难所的木板门。“小模型”实际上是拿破仑时期的一个纪念雕塑，雨果将巴黎街头的这头老象称为建筑物，因为它是历史的“残迹”，是拿破仑“意念的雄伟的尸体”。“这建筑物，粗糙、矮壮、笨拙，几乎不成形，但肯定庄严有威。”虽然路人不会理会它，但它却是流浪儿童的避难所。在老象肚子上的黑洞，是伽弗洛什进出的大门。这扇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古老的建筑物的存在，似乎在告诫人们：社会所不能给予的，历史却会予以补偿。它能保护着避难的人，但是这种暂时性的庇护也许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除了修院、雕塑这类的城市建筑之外，花园这种建筑形象在《悲惨世界》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花园是小珂赛特向往之地，也是她收获幸福的地方。小比克布斯荒凉的小花园，也曾经是珂赛特休闲时间快乐的源泉；卢森堡公园是马吕斯与珂赛特初次相遇的地方，公园静谧的小路，有石栏杆的苗圃等景物的叙述都为这对青年的相遇做好了铺垫；卜吕梅街公寓前的花园那浓密却杂乱的枝叶，成了二人相遇相知的天然屏障。雨果笔下的自然景观并不是以奇特取胜，而是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观上加注个人情感，他用大量笔墨渲染自然景色，用大自然的美妙情境来表现巴黎生活美好的一面；第二，雨果通过对巴黎的建筑形态的细致描绘，将城中的地上与地下景观一一铺现，通过对具体的建筑形态的描写，展现出巴黎的等级化倾向，这是《悲惨世界》构筑巴黎形象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