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编者按：
阿兰·乐比雄（AlainLePichon，又译“李比雄”），法国学者，互惠人类学的倡导者，年出生于越南，青年时期从哲学转向人类学，年代与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文学家埃科（UmbertoEco）一道，创办了欧洲跨文化研究院（Transcultura），并一直担任院长。数十年来，乐比雄凭一己之力，支撑了研究院的活动。他强烈主张颠倒人类学的主客关系（变非西方人为西方的研究者）。他的主张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但学界对于其事业的源流与内涵，却未加公允的评介。年12月起，王铭铭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对乐比雄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其间，乐比雄叙述了他如何从殖民者的孩子成长为爱好“遥远的目光”的人类学家，界定了“互惠理解”“共同的尺度”“变形”等概念，其所讲的“故事”，有着重要的学术史和理论价值。我们对访谈录原稿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删节和修订，形成本期对话，以飨读者。
王铭铭
最近我常常想起费尔南德斯（JamesFernandez）教授和辛格（MiltonSinger）教授合编的《互惠理解诸条件》一书。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访学，年过古稀的费教授亲自赠了我一册。它汇编了年9月提交给为纪念芝加哥大学百年诞辰举办的互惠人类学研讨会的论文。从书上看，那场研讨会隆重邀请了您和您的团队。在那本文集里，费尔南德斯教授对跨文化研究做了梳理。他提到，跨文化研究有两条发展脉络。其中一条可追溯到芝大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年代的“跨文化研究课题”。费氏称，正是基于这条脉络，他自己年提出了“托克维尔倡议”（TocquevilleInitiative），提议学界基于托克维尔有关法—美互惠理解的论述，增强社会科学调查研究的跨文化性和多边性。另一条，则是以您和符号学家埃科（UmbertoEco）教授年代之后的学术活动为共同代表的，它的标志性成果是欧洲跨文化研究院（Transcultura）的建立，这个机构致力于增进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研究。在我看来，这两条脉络虽然可以一起谈论，但二者有所不同。相比于芝大学者的主张，您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法—美知识互惠，而是侧重于从非西方视角看西方。在一定意义上，您颠覆了人类学的主客关系次序。您在《互惠理解诸条件》的另一篇《引言》中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谈到与埃科和卡梅拉·利森（CarmelaLison）邀请非洲学者研究欧洲的事情。您也谈到一个看法：世界需要更多往返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人类学研究者。那么，您是出于何种考虑，认为我们需要“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来撰写研究西方的民族志的呢？——我记得六七十年前人类学家用这个概念来形容其“他者”所处的世界。
乐比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还在用“第三世界”这种词。如今欧洲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中间，才像“第三世界”，因而，若是要妥善回答您的问题，那当年我在会上的那些表述差不多都要翻新了。我勉为其难地来进行一些说明和解释吧。
记得是半个多世纪前，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在他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上谈及民族学（社会或文化人类学）的未来，他明确指出，这门学科的目标，就是实现跨文化研究。跨文化这一说，出现得很早，列维-斯特劳斯不过是以更为精彩的方式说明了他之前西方人类学的一般主张。而我们在芝大开的那场研讨会也过去很久了。时代和观念都变了。
在跨文化这项事业里，我一直主张从内部改造主流人类学。我兴许一败涂地了，但我仍未绝望，毕竟，人类学界还有您这样的学者，还有充满活力的中国人类学。
我的确始终相信，社会科学，或者至少人类学这门研究人的学问应该扩展到非西方去，